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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特性

2000-10-27 来源:光明日报 ■邓剑秋 张艳国 我有话说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国家意识,就有了爱国主义的信念。千百年来,它们早已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

从中华爱国主义传统的历史积淀来看,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性。

一是坚定的人格、国格意识。在孔孟儒家所设计的人生模式中,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人格与国格的一致性,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要坚守人格,以忠、孝、友、悌、仁、义、智、勇、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等道德范畴砥砺自己,塑造自己。立人格,是坚守国格的基础。坚守国格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捍卫国家利益,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十分重视弘扬人格与国格意识,以榜样的力量感染人,教育人。《汉书·苏武传》记载,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羁押19年,不屈志节,心系祖国,同诱降者斗争,同艰苦磨难作斗争。史家表彰他:“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唐代颜杲卿不为叛臣私恩所动,起兵讨贼,幼子被贼兵所执而不惧,舌头为贼兵钩断而不屈,守忠义,重节操,受到后人的景仰。纵观历史上一切坚守人格与国格的人们,忠于祖国,不避艰险,都名垂青史,为世人所称,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正因为这样,做人讲人格、立国讲国格的文化意识,自古及今,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的文化传统。

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家文化要求人们把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贯注到家庭与国家之中。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孔子赞扬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尊王攘夷”事业是大仁大德,敢于担当历史重任,“微管仲,吾其束发左衽矣!”中华爱国主义文化极力张扬英雄豪杰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认为这种情感是他们成就事业、为祖国尽忠、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雄厚基础。西汉军事家霍去病为了抗击匈奴对汉朝的侵扰掳掠,马不卸鞍,衣不解甲,戎马一生。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专门赐予一套豪华宅第,要他看看是否称心,他却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担当天下重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豪言壮语,早已成为千古绝唱。西汉宫女王昭君为了维护汉朝的和平友好局面,挺身而出,争当和亲使者,出塞联姻。王昭君维护国家利益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焰。董必武咏诗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

三是炽热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中华文化很早就将个人同祖国的关系伦理化为儿子同母亲的关系,颂扬赤子情怀,强调个人对于祖国的赤诚。所谓“报国之志,报国之情,报国之举”就是对这种赤诚的准确描述。这种赤子情节,往往通过关切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君子疾没世而人不称焉”,“君子忧道不忧贫”。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焕发人们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中华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突出肯定这种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并将它内化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活力因子,川流不息于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上。古往今来,志士仁人所表述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从来都是中华文化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屈原说:“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曹操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陈子昂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杜甫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陆游说:“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中华赤子的忧患意识,躁动的是一颗忧国忧民、忧天下忧民族、忧时世忧前途的拳拳之心,它呼唤全民族永远保持清醒与进取的态势,永远保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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